田中田，河南省永城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在北洋军中任营长、团长职务，后回乡办团练，又出任永城县长，1948年被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任命为永城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此时刘邓大军已挺进中原，田中田率保安队随张轸南逃河南信阳，所部1949年初被改编为国民党129军309师。

1949年5月15日，张轸在湖北武汉起义后，田中田拒绝起义，率残部逃往重庆。在逃跑途中为避免解放军追剿，全是走山区荒僻小路，又在途中收容了数百国民党残兵败将。在大巴山区遇到了国民党胡宗南部的政训大队长李云亭率领的一批政工人员和百余名士兵，装备较为精良。于是田、李等合流，使用了国民党301师番号，田中田自封为师长，李云亭为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为避免与解放军遭遇受歼，仍循山区小径向川西北逃窜，其目的是想绕道前往西昌。到懋功（今小金县）时，曾受到地方少数民族武装的阻拦，几经交涉，向地方赠送20条卡宾枪，而由地方供应部队一些口粮作为交换条件，始得通过窜入西康丹巴县。

当时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已通电起义，丹巴县长张植初得知田中田部有窜扰之势，即向在康定的西康省政府发电报称：“蒋军301师田中田部三千余人由懋功急窜入境”，其实田中田部是拖家带口，战斗人员并没有三千人。

当时驻守康定省府的是西康省代主席、民政厅长张为炯和刘文辉24军康定行营主任唐英，还有国民党西康省参议会代议长高上佑、西康省保安司令部代副司令宋钰、康定城防司令王玉岗、康南保安司令傅德铨、西康省教育厅长张坦如、西康省建设厅长王梦周等人，他们虽然已经随刘文辉通电起义，但却疑虑重重，害怕以后会被共产党秋后算账，所以起义的态度并不坚决。

此时听说国民党田中田的残部逼近康定，他们不仅是不想抵抗，反而派人去和田中田联络，愿意向田中田提供粮食补给，请田中田不要进攻康定，迳自由丹巴取道沿大渡河而下，经汉源县富林镇去西昌。而派去和田中田部联络的24军团长龚耕耘到了丹巴以后马上就叛变了，还向田中田说康定城内士无斗志，大多数人并不甘心于追随刘文辉起义，康定垂手可取，他愿率部打前锋。

果不其然，当1950年3月5日田中田、龚耕耘率部直趋康定后，驻守在康定和康定周边的刘文辉起义部队完全不抵抗，并将田中田部迎入康定城，还向田中田提供所谓“异党分子”名单要求镇压。又在《西康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三十多人的联名声明，大意是：“我等受奸人刘文辉欺骗，误入歧途，现已觉悟，决心改过自新，重新为党国尽忠效劳”云云。

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只能带领少数人撤到距离康定72公里的营官寨。田中田部到达康定后，立刻派人和防守大渡河中游富林镇的国民党王伯骅部联络，又向在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发报称“康定光复”，还在康定城内外逮捕和残杀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同时几次派人到营官寨游说张为炯等人“反正”，张为炯小声回答说：“我已经年老了，人各有志嘛，有关将来各人出处的问题，不要过于勉强”。唐英却随田中田派来的人回了康定叛变了起义，到康定后田中田即宣读台北的来电奉蒋总统谕：“二十四军军长职务着由该军师长唐英升任，仰即就任并督率所属继续效忠党国”云云。

此时国民党91军军长黄祖涵也率残部从甘肃酒泉翻越祁连山到达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然后又从可可西里走到四川藏区，来康定和田中田部会合。黄祖涵、田中田等人判断康定无法坚守，所以派出熟悉藏区事务的国民党特务沈焕章等八人携带电台前往藏区活动和探路，他们到达云南中甸县后化妆成藏族商人与当地土司、头人、喇嘛联络，其中一人已经先行前往藏南，并把沿途情况向黄祖涵、田中田汇报。

1950年3月23日，解放军逼近康定后，黄祖涵、田中田率部从康定向九龙县急行军逃窜，又收容了国民党牟文富残部，解放军出动部队对他们进行持续追剿。黄祖涵、田中田率部从九龙渡过金沙江南逃，一路穿行木里、稻城、乡城、中甸等数百公里藏区，在中甸与国民党124军顾葆裕部部分残军会合，在云南澜沧江边的德钦县纳谷坝遭到当地藏族武装阻击，未能渡过澜沧江外逃。

1950年5月12日解放军追至纳谷坝，黄祖涵、田中田所部大部被歼，黄祖涵、李云亭、沈焕章等五百多人均被俘，但田中田仍率少数残军逃往藏南，并从藏南进入缅甸密支那，在那里收容从中国云南外逃的地主、富农、残军、特务和国民党官员，扯起国民党第3军的大旗，最后会合到了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