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那句“我立于故事的起点，凝视着他们必然走向的悲剧结局”，《沉默的荣耀》无疑是部悲剧之作。

先前，我们对吴石的生平确实有所述及，然而近期《沉默的荣耀》的热播，让吴石的姓名再次响彻于众人之耳。据悉，随着剧集的火热，众多民众纷纷自发前往烈士陵园献上鲜花，以表哀思与敬仰。

关于吴石的生平，我们曾经有过多次探讨，因此这次让我们来谈谈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故事。

图吴石

朱枫在追随吴石一同英勇牺牲后不久，鉴于其本为华东局所派遣，肩负在台湾执行情报任务的重任，因此在次年即被华东局追认为烈士。至于陈宝仓，即便他并非中共党员，也于1951年被追认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到了1952年，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陈宝仓被授予革命烈士的荣誉称号。

吴石的情况尤为特殊，直至1973年，他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据2006年11月22日网上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而聂曦的追认则更为滞后，直至2006年，他才得以被追认为烈士（信息源自非官方网络渠道）。

此话题需追溯至吴石同志在党的指引下投身情报事业之始。

关于吴石的入党时间，网络上流传着多种说法。据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红色文化》一书记载，吴石是在1937年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从吴石的革命生涯来考察，这一时间点显然存在疑问。依据吴石的家属和众多当时知情者的回忆，吴石的入党时间应在1947年。例如，2010年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退休的干部黄楫（他曾称呼吴石为舅爷）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吴石是在1948年夏秋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谈及吴石在中共地下党情报工作中的贡献，一位关键人物自须提及，那便是何遂。

颇具意味的是，何遂本人并非中共党员，然而，在他的五个子女中，竟有四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何遂比吴石年长六岁，两位同乡均出身于福建闽侯。鉴于年龄差异，何遂投身革命较早，早年便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而吴石则是在武昌起义之后，于福州加入了革命党人的行列，并随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吴石同期入学的，还有来自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黄绍竑。

1917年夏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了著名的护法运动，并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在此期间，时任陆军大学教职的何遂先生，受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委派，被任命为“靖闽军”的司令官。他随后投身于福建，积极参与了时任福建督军的李厚基先生的活动。

恰逢其时，吴石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福建。鉴于李厚基旨在遏制福建地方军队的扩张，并且对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在福建的任职存疑，吴石无奈之下，投身于闽南地方人士组建的民军，参与了驱逐李厚基的运动。

正是在这一时期，何遂与吴石相识。尽管在年龄与资历上存在差异，但这并未阻挡他们成为挚友。

经历征闽军与闽南民军的接连挫败，吴石随后北上投身于冯玉祥所组建的国民军，担任第十四师的军械处长一职，并执掌炮兵指挥权。

1926年，闽南民军经改编融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四师，肩负起北伐的使命。在此期间，吴石受邀重返第四师，担任参谋长一职。不久后，他又被调至总司令部参谋处，担任作战科长的要职。

彼时，虽然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其背后却隐匿着极为复杂的政治格局。

1927年四月，蒋介石于上海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该事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大革命的失败。尽管蒋介石一时之间攀升至政治高位，但不久之后，因失去各方势力的支持而迅速倒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告解散，吴石亦被免职，返回上海过着闲散的隐居生活。

在那一时期，吴石被邀加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担任职务。然而，鉴于当时局势的错综复杂，他心生退意。在友人的劝慰下，他毅然东渡日本，寻求深造，以期在军事领域实现更上一层楼。

1929年冬，吴石入读日本陆军大学。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吴石在日本的求学生涯中，凭借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他各科成绩均位居榜首，甚至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的瞩目。中国参谋本部对他的评价是：“留日学生中最有心得者之一”。

1934年，吴石归国不久，便被任命为参谋本部厅长，专责负责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在当时，由于他出身于杂牌军，吴石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蒋介石那时正忙于剿共，对日本的关注仅限于情报分析层面。

直至抗日战争的爆发，吴石的真正价值方得以彰显。

1945年8月，随着抗战的胜利，吴石被调返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更名为史政局）的局长一职。恰巧，何遂也同期被调回南京，出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自此，两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逐渐紧密。

须明确的是，彼时何遂与中共的联系已相当紧密。尽管他本人非中共党员，但其子女却多半加入了党的行列。何遂本人坚信，拯救中国的重任终将落在共产党的肩上。

吴石，在历经抗战全过程的观察后，深刻洞察到国民党当局腐败之极的本质。在“爱国、抗日、反蒋”这一立场上，他与何遂的观点不谋而合。

1947年四月，在何遂的引荐下，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同志会面，从而正式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彼时，吴石频繁地在沪宁两地穿梭，源源不断地输送关键情报。这些情报以何家为枢纽，转交至华东局。

何遂敢于与吴石推心置腹，其根本原因在于吴石对中共怀有深厚的好感。

1938年8月，正值武汉会战之际，吴石先生主持创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在此期间，他特地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二位领导莅临授课，深入讲解游击战术。

吴石的同窗、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回忆称：

吴石对共产党人抱有深厚的好感。他曾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理论著作，并在武汉珞珈山聆听过周恩来的精彩演讲，此外，他还与叶剑英等革命先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吴仲禧回忆起那位老友，心中仍满是感慨：

在解放战争的风云岁月里，我们同在南京政府国防部共事。他，一位秉持爱国情怀的军人，逐渐向我党靠拢，最终义无反顾地与旧势力划清界限。他先后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此过程中，虽然我对他进行过一些思想上的引导，但他的革命勇气和对邪恶的憎恶，才是他作出抉择的内在动力。

客观而言，吴石虽长期身处国民党中枢要地，却时常怀揣着才华无处施展的遗憾。

吴石与蒋介石的交往可追溯至北伐时期，彼时吴石担任蒋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长的职务。然而，这段关系自始至终并未稳固。

蒋介石日益崛起后，由于特别看重“黄陆浙一”这一背景，对于如吴石般非正统出身的将领，往往持怀疑态度且少有委以兵权，吴石鲜有亲自领兵实战的机会，多在参谋一职上发挥才干。

吴石之所以能攀上高位，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保定军校的同窗白崇禧的提携。也正因如此，吴石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桂系派系的色彩。

1940年的尾声，吴石凭借在桂南会战中精心策划并指挥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实现了辉煌的胜利，此举赢得了好友白崇禧的高度赞誉，进而被其力荐，荣膺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的职务。

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对于吴石担任战区参谋长期间的表现亦甚为不满，甚至在后来的访谈中，他特地提及了这一段往事。

“我认为吴石担任参谋长之职并不适宜，（据记载于1944年10月8日的日记）主要因他私德有亏。他未能以身作则，虽然抱负远大却才疏学浅，实难胜任此等要职。对于他而言，意志坚定固然重要，然而他却显得消极与被动。尽管过往他曾多次提出建言，却鲜少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事实上，我本不该因此责备他，因他在中枢部门任职期间，未曾亲自领兵作战。”

张发奎自然难以体会吴石所面临的困境。纵然吴石的地位并不低微，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实则相当有限。

1944年，日军的攻势在湘桂地区愈发猛烈，吴石迫不得已向蒋介石发出紧急求援。然而，蒋介石因桂系与其中央军派系长期不和，故意置身事外，静观其变。这一举动导致了吴石所指挥的军团遭遇重创，战局陷入败局。

正值凛冽寒冬，天寒地冻之际，前线战事失利，导致百姓纷纷携家带口逃难。在这漫长的逃亡路上，冻饿而死者数不胜数。吴石先生曾亲历目睹，那些无助的老百姓，搀扶着老人，怀抱幼儿，在日寇的追击下，四处逃窜，仿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目睹此情此景，吴石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深感厌恶，遂毅然决然，放弃了第四战区参谋长的职务。

1945年8月，抗战的胜利如同一道曙光划破长夜，吴石随同军队抵达上海，目睹了众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劫收”的种种场景，心中的苦闷如压城之石，无处得以舒解。

国民党不亡天理不容！

蒋介石闻及此事，特地向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求证，询问吴石是否确实曾言及如此言论。

吴石的儿子吴韶成回忆道，自抗战胜利以来，吴石便在家中聆听解放区的广播。即便他们的住所——南京国防部分配给吴石的居所——与毛人凤的住宅相邻，吴石也未曾刻意避讳。

那段日子里，吴石与何遂的互动愈发密切。他们同乡，彼此间的交谈尽是地道的福建闽侯方言，这让何家的子女们倍感困惑与不适应。

在何遂的多次说服之下，吴石终于点头，答应与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进行会面。

有趣的是，继后国民党当局尖锐地指责何遂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擅长制造风波的挑衅者”。

1947年四月，应何遂及其子何康——中共党员——的推荐，吴石在上海锦江饭店与上海局的关键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进行了会面。

不久之后，何康遵从上级的指令，维系着与吴石之间的单线联络。

在抗战岁月，何家五子均曾在广西这片热土上或投身工作，或潜心学业（彼时，何遂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桂林行营（后更名为桂林办公厅）的中将总顾问）。

昔日，吴石身处广西，肩负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的重任，对吴氏家族的子女们给予了诸多扶助。

何康于1940年曾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就读，在那期间，他受到了吴石的关照，因此两人彼此之间颇为熟络。

在1944年的湘桂大撤退期间，吴石果断下令在军列上临时增挂车厢，以便疏散难民。正是在这一行动中，何康及农学院的同窗们得以艰难辗转，最终抵达了重庆。此外，吴石还派遣副官聂曦，将缪希霞、何达等一家的老幼安全送上前往贵州的列车。

自那时起，吴石便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频繁穿梭于沪宁两地之间，偶尔还会派遣自己的副官聂曦负责传递情报。

在1948年6月，淮海战役即将拉开序幕之际，吴仲禧调整了其职务，晋升为国防部中将部员，并奉命前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履职。

行前之际，吴仲禧特地拜访了吴石。为了确保吴仲禧行动自如，吴石特地致信其学生、当时担任徐州剿总参谋长的李树正，恳请他予以关照。

图|吴仲禧

吴仲禧抵达徐州后，凭借吴石所寄的那封信，其行动几乎未受任何束缚。李树正对他礼遇有加，甚至特地邀请他前往总部机要室参观作战地图。他趁机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尽数记录在案。

随后，吴仲禧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出返回南京接受治疗。李树正虽有所犹豫，却并未加以阻拦，反而特地安排了车辆将他送回南京。

归抵南京之后，吴仲禧便悄无声息地前往上海，将至关重要的情报秘密送达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手中。

还不止这些。

1949年3月，吴石悄然抵达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的何家寓所，将一份包含《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与《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在内的绝密核心情报悉数交付予他。

何康回忆道，吴石所提供的情报详尽至极，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军的江防兵力配置，标注的部队番号乃至团级单位都清晰可见。

这些情报给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即便是在解放之后，他仍对何康提及此事。

情报助部队渡江作战。

“其情报价值非凡，犹如在严寒中送来炭火，其贡献之大，难以用言语或数字充分表达。”

1949年暮春四月，吴石奉调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之职。

据史料记载，吴石在获知即将被任命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之际，便已密谋在关键时刻发动起义。为此，他特意在福州截留了国民党国防部的一批机密档案，意图在起义成功后，一并携带这些文件前往。

然而，正当此时，吴石突然接到调令，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

吴石随后辗转至福州、广州，最终抵达香港，在此与同在香港的吴仲禧相遇（按照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两人当时均不知彼此的真实身份）。在交谈中，吴石谈及此次调动，并明确表示了赴台湾的意向。吴仲禧则表示反对，他主张留在大陆等待解放。然而，吴石态度坚决地回应道：

“我所为人民付出的努力尚显不足，幸得尚存机遇，即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

1949年8月14日，吴石遵照蒋介石的紧急命令，被派遣赴台。在临行之际，他特地召集亲信参谋王强至府邸，言辞之间不无暗示，叮嘱他务必妥善保管藏于仓前山福建省研究院书库的珍贵档案。

王强随后遵从吴石的指令，将298箱完好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应当指出，吴石当时毅然决意前往台湾，然而其组织关系尚未明确。幸运的是，当时何遂已在台湾，他比吴石提前两个月抵达。

彼时，中共党员何遂之子何世平已在台中与台南的盐务机构秘密潜伏长达三年有余。

鉴于这一情形，何遂一家本应成为吴石与组织之间的联络桥梁，却因一桩不幸的意外事件，使得原本的安排被无情打乱。

自上海解放之际，何康便名列于上海军管会的名单之中。该名单一经在香港的报纸上公布，便向世人昭告了何康的身份——他是一位中共党员。

身为同袍，何世平不幸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猜疑，甚至坊间流言四起，声称何世平兄弟均为中国共产党成员。

何遂同志的安全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鉴于局势紧张，吴石劝何遂一家速速撤离台湾。当时，何遂还对吴石的安危心存忧虑，然而吴石却坚信，凭借他“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并不会陷入险境。

1949年9月1日，在吴石的精心策划下，何遂一家的撤离行动分为两个梯队，分别踏上了各自的旅程。何遂本人则独自乘坐直飞香港的航班，从台北起航。

何遂一家的安全看似稳固，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仅仅半年之后，吴石的遇害消息便不期而至。

吴石之遇难对何遂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何遂坚信吴石是为他而牺牲于台湾，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向华东局提出反映，强烈要求对吴石进行革命烈士的追认。然而，华东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吴石的冷漠态度，让何遂深感困惑，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康复出院后，他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辞去了司法部部长的职务，并最终担任了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的委员。

吴石之子吴韶成曾遵从父亲的遗命，前往拜访时任华东局农林部副部长何康。然而，何康仅告知吴石已牺牲的消息，并未透露其他信息。他仅是叮嘱吴韶成：“切勿多言此事，因涉及之人众多。”若不幸遭遇组织审查，便告知对方联系华东局。

众多观点在文章中提出，华中局对吴石的态度之所以显得冷淡，主要缘于保密的考量。然而，这样的做法似乎并不合乎常理。鉴于与吴石一同献身的朱枫、陈宝仓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将吴石单独排除在外，确实难以自圆其说。

一、吴石虽致力于中共地下党情报工作，然其个人身份并非中共正式党员。对此，许多人描述得不够清晰。吴石自1947年起投身党组织工作，却未完成入党手续。

在严格意义上，吴石虽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情报工作者，但并非正式的中共党员。

二、吴石选择重返台湾，继续投身情报事业，这一决定并非党组织所安排。换言之，他初到台湾之时，既未与当时的台湾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亦无与大陆党组织建立联系的途径。

吴石与党组织的联系，是在华东局随后派遣朱枫前往台湾之后才得以建立的。

朱枫赴台后，首先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建立了联系，随后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不幸的是，蔡孝乾被捕后叛变，这一变故使得朱枫的身份暴露。敌特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中发现了“吴次长”的字样，进而导致吴石也遭受了暴露的危机。

吴石初遭拘捕时，敌人对其仅存疑虑，并无确凿证据。然而，在谷正文诱骗吴石夫人王碧奎，以及蔡孝乾供出吴石与朱枫频繁接触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顺藤摸瓜，对吴石住所进行搜查，最终在搜查中找到了吴石亲笔签署的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才确凿证实了吴石身为中共情报员的身份。

正因如此，对吴石的定性工作在组织上显得尤为复杂。

需知，朱枫被追认为烈士，缘于她肩负党组织使命赴台，最终在那片土地上英勇献身。至于陈宝仓，其革命烈士的身份亦系后来追认，依据资料记载，他曾受华南局及民革中央（时任民革主席为李济深）之委派（亦有说法称系华东局之委派）。

然而，吴石所做出的贡献，党中央的领导人们无不心中有数。在五十年代初，他传递的情报经由朱枫之手送回，其中几份甚至直接摆放在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毛主席随后获悉，这些情报系一位秘密的女特派员在赴台期间，从一位国民党高层人士所谓的“密使一号”处获取。对此，他特地嘱咐相关部门：

“给他们记功！”

1973年，吴石之子吴韶成向中央致信，陈述了其父的情况。得知此事后，周总理毅然决然地克服重重阻力，在周恩来总理与叶剑英元帅的亲自过问下，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负责处理，中央相关机关便以密件的形式，向吴石的子女所在单位发出了一份公函。公函中明确指出，当年出于保密需要，未曾向吴石子女颁发烈士家属证明书。

“今后，吴韶成（吴兰成）同志应被视为革命烈士的子女。”

吴石英勇就义，其夫人王碧奎不久后亦遭牵连，被拘禁。《湖北档案》中一篇刊文提及，吴石与王碧奎被捕仅一周后，16岁的次女吴学成与7岁的幼子吴健成被逐出家门，流落街头。幸得吴石的部下、同族侄孙吴荫先伸出援手，收留了这对失依的姐弟。

历经吴石老部下的英勇营救，王碧奎终得重获自由，步出牢狱。此后，她含辛茹苦，悉心教养一子一女，直至他们成人。

1977年，吴健成毕业于台湾大学，凭借卓越的学术成绩获得了美国某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远赴美国深造。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更是将母亲接到美国同住。而吴石的骨灰则安放在台北郊外的一座寺庙内，由在台湾的吴学成细心照料。

1981年12月，吴韶成与吴兰成携手踏上旅程，共同飞往美国洛杉矶，与当地的小弟吴健成以及母亲欢聚一堂。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小妹吴学成也特地赶来，使得这一家人得以在异国他乡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