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多，站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令人震惊的胜利：曾经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开停战商讨。

在这个时候，彭德怀注意到志愿军里有一些不太好的迹象：少数高级干部竟然开始居功自傲，追求享乐，变得有些腐化堕落。

一看到这些苗头，彭德怀可不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对这些不正之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时候，他也听说，这股歪风居然是从北京刮过来的。

听说，北京一些单位办舞会时，舞伴都得挑那些长得漂亮的姑娘。回来北京后，彭德怀立马去查总政治部发给中央警卫局调女文工团员的电报。

彭德怀一看，发现电报里确实要求选调的女文工团员“面貌清秀，体态端正”。同时查电报时，他还注意到，有些预选的女文工团员因为“不符合标准”被退回重新选拔，有的甚至被退过两次。

经过深入了解后，彭德怀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由中央警卫局以“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舞会和推广警卫部队文化活动”为借口，在总政治部的批准下成立文工队这样一回事。

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彭德怀马上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了。在信里，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一些高级干部还存在着生活放荡、堕落腐化的坏毛病，并把这问题当作最紧要的事，正式向中央提出来了。

彭德怀的这一报告立刻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要求彭德怀和罗荣桓亲自负责调查此事。很快，对于女文工团员挑选的事情彻底查清楚了：

那会儿，文工团的成立主要是为了搞舞会和一些文艺表演啥的。不过，最开始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挑选文工团成员的标准是“政治方向端正，思想健康，作风不错”，颜值方面倒没有啥特别的要求。

没料到，在挑选文工团的过程中，居然有人歪曲了意思。最后查明，毛主席下令撤销中南海文工团。中央警卫局局长写了书面检查，而那位把女文工团员外貌条件作为选拔标准的秘书，直接被免职了。

不仅如此，1954年8月8日，经毛主席签署，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指示》。这个文件，就是在全军掀起巨大反响的8·8指示。

8·8指示一出台，立刻在全军掀起一股整顿和排查的浪潮。到了第二年的7月，据统计，在落实这个指示的过程中，师级以上的干部中出现错误的就有一百多位，情况挺严峻的。

不过，这些问题放在全国来看，也不过是个浮在水面的小部分罢了。

许多人都清楚，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却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兴奋欢喜。那时，他首先提出“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警示全党和全国人民，李自成进京后迅速变质堕落，最终失败的历史教训。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毛主席再次提醒全党要提防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

毛主席在会议上说道：

因为赢得了胜利，党内可能会出现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停滞不前的思想，也可能滋生出不求进步、贪图享受、不愿继续过艰辛生活的念头。人民因为胜利而感谢我们，甚至资产阶级也会走出来拍我们的马屁，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证明我们打不过他们的这点，也会让一些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帮我们，或许会动摇我们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还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没有被枪林弹雨中的敌人打倒，算得上是英雄，面对这些敌人，他们还算挺得住，可是，说到底，但凡面对用糖衣包裹的“炮弹”攻击，总还是扛不住的。

所以，在进京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提醒全党要防止腐败变质。到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一天，召开了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监察机构的决议。

1949年11月9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级各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不过，就算如此，仍然有少数人，像毛主席担心的那样，没有抵挡住糖衣炮弹的攻势，不久就被敌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

到新中国成立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全国各地以及解放军纪律检查机关受理的违法案件已经超过了8000起，处分的党员人数也达到了8062人。

关于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号召，毛主席这般要求全党，同时他自己也始终以身作则。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还特别做出规定：要制止歌功颂德的风气，禁止为党的领导人祝寿，也禁止用领导者的名字来命名地名、街道和企业。

到1950年5月，沈阳市的各界代表决定在市中心建起开国纪念塔，同时在塔上铸毛主席的铜像。当时，毛主席在旁边修建纪念塔时，批示“这是可以的”；而在“铸毛泽东铜像”的旁边，他又评论说：“只有讽刺意义。”

尽管大家早就提高了警惕，但新中国成立之后，仍有少数人被糖衣炮弹迷惑，最终沦陷。也正因如此，1951年，新中国展开了一场首次反腐运动。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还不到两年，抗美援朝战事也正激烈进行，国家压力山大。没想到，仅仅这短短两年时间里，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央却惊讶地发现，贪污和浪费的情况已经大量滋生，让人震惊不已。

正是在看到这些问题后，1951年9月起，党中央和毛主席推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推进和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逐渐揭示出更多隐藏的问题。

比如，沈阳市工商局各单位就揭发出3629人不同程度的贪污问题，北京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查出650名贪污分子，他们一共贪了税款达5亿元，上海市则发生了3002起贪污案件，涉及到的贪污分子有3230人，贪污金额高达186亿元。

这样的事儿在全国各地经常发生，这次运动也暴露不少问题。1951年11月29日，中共华北局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天津市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揭露了当时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行为。查实后发现，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两人就挪用了公款高达200亿元。

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位老人，都是红军时期入党的老革命。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他们在十几年的革命历程中从未怕过生死，还曾为革命做出过不少贡献。

可是，没过多久，新中国刚刚成立两年左右，这两位老人竟然迅速变坏，变成了让全国震惊的大贪官污吏。

听到这个消息后，毛主席在对刘青山、张子善这俩人贪污的问题感到非常心痛的同时，也更加强调全局，要动员人民群众，一起展开彻底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

在毛主席的一声号召下，这场斗争坚持了整整11个月。到了第二年，三反运动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胜利，运动中查获贪污金额超过1,000万的罪犯有超过10万名，贪污总额更是超过了60,000亿。

查获这些案件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与惩治教育结合的原则，一共处理了10,060人，9942人被判了有期徒刑，67人判了无期，42人判了死刑，9人则被判死缓。在这其中，判死的42个人里，就包括刘青山和张子善。

正是因为三反运动的积极推进，才有效地控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腐败现象的扩散。

可是在三反的过程中，人们觉察到，尽管那些被拉拢、被腐蚀、被甜言蜜语包围而倒下的贪污分子，确实罪行难饶，但那些投其所好、以糖衣炮弹行贿的人，也绝不能因此而不受惩罚。

这些人里边，大部分都是私营工商业者。那时候，他们凭借民国时期“丰富的经验”，开始用行贿的招数大量拉拢干部，随后又内外串通，偷盗国家财产，给国家和人民弄得损失惨重。

因此，中央意识到，这些无所不在的行贿工商业者，也是导致贪污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是，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城市中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启动了配合三反运动的大规模斗争，内容包括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以及反盗取经济情报。

曾经靠行贿手段在民国时期横行无阻的工商业者们，惊讶地发现，在人民的监督下，他们暗中伪装得天衣无缝的行贿行动，很快就被彻底揭露了出来。

由于那时的特殊背景，考虑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团结的需要，并遵循党既团结又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在参加五反运动的999,709个商户中，受到刑事处罚的仅有1509人，而被判处死刑或死缓的只有19人。

即使如此，三反、五反运动依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狠狠打击了那些违法的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户。

在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正式宣告结束。许多贪污腐败的分子被惩治，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私利的工商业主受到警告、惩戒甚至判刑，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出现的腐败现象，也被狠狠打击了一番。

毛主席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对打击贪污腐败和糖衣炮弹的决心特别坚定，尤其是对身居高位的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刘青山、张子善在革命岁月里是功勋卓著的人物，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时始终坚守信念，从不屈服；他们也曾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奋勇搏杀，毫不动摇。

就是这样两个在革命年代里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天津市地委书记，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可没想到最终还是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

他们竟然觉得“我拼命打天下，享点奢侈又咋样？”于是开始疯狂贪污腐败，沉溺于奢华生活，彻底与群众疏远。

再说了，那两个人的贪污腐败一曝光，抓起来之后，还有人觉得他们在革命年代有过功劳，想给他们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而毛主席对此回复是斩钉截铁的：

就是因为刘、张两个人身份高、功劳显著、影响也重，所以才下决心要把他们处理掉，只有这样，才能挽回那些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可能是20个、200个、甚至2000个，甚至两万都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