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80年左右，徐向前方才洞悉西路军的目标之所在，而那时，知情者寥寥，仅有十人得以明了真相。

1936年十月，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成功渡河。继此之后，徐向前与陈昌浩率领红九军及红三十军，奋勇向山那边发起猛攻。他们高呼“打通国际路”，“与一方面军合力攻克宁夏”的口号，战斗异常激烈。驻守在一条山的马家军，在李先念、程世才指挥的红三十军前锋的猛烈攻势下，被击溃。程世才再率两个团占领五佛寺渡口，并将船只尽数夺回。红九军在军长孙玉清的率领下，将盘踞在打拉牌的敌人予以歼灭，并成功包围了马禄旅的六百余人。至11月3日，红军已在黄河西岸稳固立足，牢牢守住了前沿阵地。

马步芳对于红军西进之举，内心深处充满了忧虑。他担心红军会在河西地区立足，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颠覆他的马家王朝。此外，他也担忧蒋介石的亲信部队，可能会趁着追击红军的契机，入侵甘肃、青海等地，侵占他的地盘。红军渡过河流之后，蒋介石便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的司令，命他率领自己的新2军以及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与徐向前展开对抗。

马步芳心中洞若观火，深知蒋介石欲命他应对红军，实则意图趁此机会削减其势力版图。对于蒋介石此类排斥异己的伎俩，马步芳早已心知肚明，冯玉祥的结局便是眼前血淋淋的教训。

此刻，徐向前的内心亦如火烧一般焦灼。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只是作为先头部队，而大部队的红军还需跨越黄河，因此他们仅携带了三四天的口粮。再加上此地粮食稀缺，水质咸涩，根本无法久留。马家军以骑兵为主，加之黄河西岸地势辽阔、平坦，对他们极为有利，而我军则处劣势。红一、红二方面军至今尚未过河，河西的红军被黄河阻挡，若继续僵持，必将遭受损失。

徐向前与陈昌浩商议一番后，于11月2日向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发出电报，询问接下来的行动方针。他们表示：“若主力部队急需支援以迅速渡河，我们愿意前往中卫、宁夏地区提供协助。”他们又补充道：“若主力部队无法迅速渡河，我们也不宜在此地久留，届时可先转往大靖、古浪、平番等地，待主力部队渡河时间确定后，我们再返回接应。目前观察，大靖、古浪、凉州等地敌军不多，便于偷袭，且粮食供应充足，当地居民以汉族为主，若我们按兵不动，一旦敌军逼近或准备充分，将面临极大困境。”

徐向前迅速收到了中央的复信，信中指示：“携四方面军的主力，吾等应先稳固现有区域，尔后向三个方向拓展领土。一部分部队前往永登，另一部分则向通渭与兰州进发，战略大方向依旧保持不变。”

徐向前与陈昌浩面对这一局面感到棘手，鉴于青海地区的马家势力雄厚，集结兵力十分困难。若分散兵力，无疑是自寻败路，更别提扩张领土了。不幸的是，马步青与马步芳的部队已对我军发起猛烈攻势。这两位回族军阀，一在甘肃，一在青海，其麾下正规军合计逾三万，而民团武装更是庞大，达十余万人之众。

陈昌浩心有所思，觉得4军与31军频繁滞留不前，这似乎暗示着中央意图拆散四方面军。及至4日，他遂向朱德与张国焘发出电报，强调：“行军作战，指挥统一至关重要。是军委统率，或是总部指挥，亦或是前敌指挥机关，必须确立一个统一的核心。各路方面军均需服从指挥，不得各行其是。”他进而提议：“红4军与红31军不妨自行组建一套作战体系，让萧克与周纯全率部渡河支援。当前此处粮食匮乏，物资短缺，敌方骑兵亦四处游荡。若形势不利，我方必须撤退，将兵力集中于大靖、凉州等地。”

在红军总部与军委的指令下达之后，徐向前与陈昌浩迅速投入夜以继日的努力，完成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斗方案》的制定。简而言之，该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河西地区的红军部队需向西集结，红30军负责占领大靖等地；而红9军则负责攻打古浪。一旦稳固阵地，红一、红二军的主力若准备渡河，河西的红军将转身前往渡口进行接应。此外，他们还计划向中央汇报，提议在河西地区设立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委的分会。

当时中央内心另有打算。在这短短的十天里，河东局势发生了巨变。国民党胡宗南部已控制黄河东岸，西岸的虎豹口，关麟征十天前已抢先一步。如此一来，红一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红一、红二方面军欲渡河？简直是天方夜谭。宁夏战役的首战，就这样无疾而终。更糟糕的是，此地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军队。张国焘曾直言，保安是他见过的最破败的县城，这里的许多城池连江南的一个村庄都不如，人烟稀少得令人心疼，街头巷尾，穿红军军装的士兵比百姓还多。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宁夏的胜利已无望，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战略的落脚点。

当河西红军向西推进之际，恰逢11月8日，中央悄然制定了一份新的《战斗计划》。计划伊始便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等部将向北进发，因此原先计划前往宁夏的部署，现显然已无法成行。对于各队伍的行动方向，计划中也已安排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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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之际，我军三大主力方面军的职责颇为明确，即在灵武等地寻找战机，力求发动一至两场战斗。同时，他们还需故作姿态，声称意图北渡黄河，以诱使胡宗南率部前往宁夏。进入12月，红一、红二方面军联合组成南路军，进军镇原等地。我们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进行活动，然而，此期间的目标并非击溃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范围、扩充红军人数，并解决物资补给问题。此外，四方面军中的红4军和红31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一带待命出击，最终需与南路军一同抵达黄河岸边。我们还需在清涧、府谷、神木等地制造船只，计划渡河前往山西。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与蒋介石、阎锡山达成协议，争取他们同意红军在山西驻扎。

若阎锡山不答应我们的入晋请求，我们将毅然东进，强行突破。一旦踏入山西，若能达成共识共同抗击日寇，便携手并肩，共赴抗日之战。

若双方未能达成共识，我们便采取下步策略，撤离冀鲁豫地区，渡过黄河向南进发。随后，我们将前往皖鲁地区，继而又抵达鄂豫皖，进而深入鄂豫陕，最终转向西北方向。我们计划用一到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壮举（这就像是第二次长征一般）。

这个方案最后一项内容是，让徐向前和陈昌浩的队伍组建成西路军，他们的任务是去河西建立根据地，并努力与远处取得直接联系，预计一到两年内达成目标。这个计划是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林育英一起商量出来的，但他们只把这事儿告诉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和任弼时这五位领导。

西路军奋勇西征，旨在在未来一两年内与苏联建立联系，而非急于一时。此举的核心考量，在于隐藏陕甘红军的战略动向，使敌方难以掌握我军虚实，从而分散其兵力，为河东部队顺利执行新的战略部署创造条件。自那时起，河东的主力红军便开始筹备撤离陕甘宁根据地的行动。

这项绝密行动，仅有十人知情，红军中的各级将领均对此一无所知。张国焘亦未曾向徐向前、陈昌浩透露分毫。当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之际，中央正是依照此方案行事。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局势发生巨变，方才终止了这场大规模转移的计划。

在1984年所著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如此记载：“此事堪称重大转折。宁夏战役的停摆，不仅标志着西北抗日战略的调整，更意味着之前规划的整个抗敌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河东红军主力不得不开始筹备撤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如此巨变，当时我们一无所知，直至近年方才逐渐明朗。这也反映出，他当时对《作战新计划》的存在一无所悉，更不用说对西路军成立之真实原因的了然于胸。”

《作战新计划》一经公布，毛主席及周恩来同志便迅速给徐向前、陈昌浩两位领导人复信，对该二人所提出的《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表示赞同。他们决定将河西地区的部队命名为西路军，并设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为政治组织机构。陈昌浩同志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而徐向前同志则担任副主席。至于其他人员的名单，则交由徐向前、陈昌浩两位同志通过回电进行最终确认。

11月11日，中央军委向徐向前与陈昌浩下达了一项重要使命——组建西路军。自此，西路军的领导架构正式确立。

西部军领导小组

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以及李卓然，他们五人担任常务委员。此外，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郑义斋和陈海松亦位列其中。

西路军总指挥是徐向前。

政委：陈昌浩

副总监：王树声

指挥官助手：李特

政治部一把手：李卓然

政治安保部门负责人：曾传六。

在这五路大军中，有一支与众不同的队伍，由军长董振堂率领，政委则是黄超。该队伍由13师与14师组成，总计辖下四个团，成员数量约为三千之众。他们配备的枪械逾千支，每支枪配备子弹五发。

在第九军中，军长一职由孙玉清担任，而陈海松则担任政治委员。他们统率着第二十五师与第二十七师，共计六个团，总兵力达到6500人。配备的武器弹药方面，共有2500支枪械，每支枪配备子弹15发。

在30军中，军长由程世才担任，而政委则由李先念出任。该军下辖88师与89师，共辖6个团，总计拥有7000名士兵，配备3200支枪械。据此估算，每支枪械平均可配备25发子弹。

除骑兵师、女子独立大队、回民战斗队以及部分后勤人员外，军队总兵力约为21800人。在此之中，不承担战斗职责的人员——包括办公人员、后勤工作者、伤员以及孩童——其比例大约占总数的四成。